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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鹖冠子》對古代文學的影響

 

一直以來,《鹖冠子》都被當作是一部偽書,直到1973年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,《鹖冠子》才被證實為確有其著。1作為一部以黃老思想為主的子書,在其被確認非偽的前提下,《鹖冠子》近年來受到了學界的熱切關注,一系列整理、研究成果相繼問世。《鹖冠子》有著鮮明的道家思想,其深刻的哲學內涵與獨特的語言風格都對后世文學產生了很大影響。賈誼的《鵩鳥賦》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源自《鹖冠子》,劉勰《文心雕龍·諸子》稱“鹖冠綿綿,亟發深言”。中唐文豪韓愈和柳宗元對《鹖冠子》有不同見解,韓愈竭力推崇,而柳宗元斥其為偽。“鹖冠子”的隱士形象由杜甫較早使用,“鹖冠”此后逐漸成為一個特定意象,被后世詩人廣泛使用。
韓愈、柳宗元與《冠子》
中唐時期,文人士大夫掀起了一股重讀子書的熱潮,他們希望能在諸子百家的思想中找到改革時弊的方法。韓愈是中唐儒學的代表人物,他“力排佛老”,堅守孔孟道統,是“暗中以孟子自任的儒家思想信奉者”。2在《答張籍》一文中,韓愈說:“仆自得圣人之道而誦之,排二家有年矣。”實際上,韓愈言之鑿鑿地排斥道家思想,卻又對其兼收并蓄。
韓愈文集載其所讀書凡四種,分別是《荀子》《鹖冠子》《儀禮》《墨子》等,涵蓋了儒、道、墨三家學說,可見其讀書的側重點。同大多數中唐士人一樣,韓愈善用儒學的范疇統攝百家之說。在《讀墨子》中,韓愈就大舉“儒墨相悅”的旗幟,認為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”。這種混一百家的主張在其《讀鹖冠子》中體現得尤為突出。自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以來,《鹖冠子》一直被認為是純粹的道家著作,作者鹖冠子姓名不詳,“楚人,居深山,不顯姓氏,以鹖鳥羽為冠,因自為號焉”,是典型的“道家者流”。然而,在韓愈讀來,《鹖冠子》“雜黃老刑名”,里面所包含的就不再是單純的道家學說了。因此,韓愈讀到《問學》篇:“賤生于無所用,中流失船,一壺千金。”反復吟詠,以至于心有戚戚焉,悲從中來。顧名思義,《學問》篇乃問學之道,然而最后得出的結論卻是“(世主)不知善善,故有身死國滅,絕祀滅宗。細人猶然,不能保壽”。顯然,這與韓愈在《師說》里感嘆“師道之不存也久矣”有共通之處。韓愈認為,《鹖冠子·博選》“四稽五至之說當矣,使其人遇其時,援其道而施于國家,功德其少載”。這是對《鹖冠子》中包含的治國思想的較高評價,是將其統攝于儒家“經世治國”觀念框架之下進行解讀的。韓愈對《鹖冠子》的喜愛,還表現在他對于該書的校勘上。因為當時韓愈所讀《鹖冠子》脫落嚴重,是“十有六篇”的殘本。韓愈為其“正三十有五字,乙(按:勾轉倒文)者三,滅(按:刪去衍文)者二十有二,注者十有二字”,可見其用功之勤。
柳宗元尊崇佛教,“統合儒釋”,3   在哲學主張上與韓愈大異其趣,尤其是在“天人關系”上,韓柳二人的觀點可謂針鋒相對,這在《天說》一文中有充分的體現。柳宗元是個客觀嚴謹的思想家,其文集中議辯類文有十篇,包含《列子》《文子》《論語》《鬼谷子》《亢倉子》《鹖冠子》等七篇諸子文,這些文章都能說出前人所未曾發現的問題,堪稱新解。柳宗元對《鹖冠子》的關注,源自賈誼的《鵩鳥賦》,因“嘉其詞,而學者以為盡出《鹖冠子》”。因此,他曾“往來京師,求《鹖冠子》”,但是沒有找到。及至貶官南方的時候,柳宗元才在長沙訪得此書,一經品讀,就把它定為偽書,原因有二:首先,其書“盡鄙淺言”,只有與賈誼賦相同的句子堪稱美詞,所以恐怕是“好事者偽為其書,反用《鵩賦》以文飾之”;其次,司馬遷《伯夷叔齊列傳》引了賈誼的“貪夫徇財、烈士殉名”一句,沒有提《鹖冠子》,司馬遷“博極群書”,其不言《鹖冠子》,足以證明,要么他沒有讀過《鹖冠子》,要么其所見《鹖冠子》里沒有這句話。據此種種,柳宗元斷定,中唐時期所看到的《鹖冠子》是偽書。柳宗元是對《鹖冠子》真偽提出質疑的第一人,其結論直接影響到了后世藏書家如陳振孫、王應麟等人,他們都把此書定為偽書。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《鹖冠子》的進一步接受與傳播。
關于柳宗元與韓愈孰是孰非,歷來聚訟不休,朱熹在《朱子語類》里說:“韓退之議論正,規模闊大,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。”肯定的是柳宗元辨析的精密。值得注意的是,柳宗元對《鹖冠子》的搜求和辯解,都是從文學的角度出發的,而韓愈則主要是從思想的角度來解讀。可以說,韓愈的解讀與他作為中唐時期儒學傳人的身份非常吻合,相比之下,柳宗元于長沙訪得《鹖冠子》,反映出貶官永州的柳宗元對賈誼的體認。
賈誼與《冠子》
《鵩鳥賦》創作于賈誼謫居長沙期間,鵩鳥即鸮,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說:“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,有鸮飛入賈生舍,止于坐隅。楚人命鸮曰‘鵩’。賈生既以謫居長沙,長沙卑濕,自以為壽不得長,傷悼之,乃為賦以自廣。”不論是否遭受到了人生危機,賈誼的文字都表露出濃郁的道家思想痕跡。
作為賈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,《鵩鳥賦》常常被研究者拿來作為研究賈誼道家思想的材料,但大多數的研究者都只是關注莊子思想對《鵩鳥賦》的影響。有學者認為,此文“幾乎全是莊子思想”。4葛洪的《西京雜記》卷五曾說:“誼作《鵩鳥賦》,齊生死,等榮辱,以遣憂累焉”,指出《鵩鳥賦》受《莊子》“齊物論”思想的影響。其實,對賈誼《鵩鳥賦》影響更多更直接的,當屬《鹖冠子》。
如前所述,《鹖冠子》“雜黃老刑名之說”,是一本大雜燴式的著作,其篇目也有拼湊的痕跡。清代藏書家、校勘大師盧文弨在其《書〈鹖冠子〉后》中說:“其書本雜采諸家之文而成。如‘五至’之言,則郭隗之告燕昭者也。伍長里有司之制,則管仲之告齊桓者也。《世兵》篇又襲魯仲連《遺燕將書》中語,謂其取賈誼《鵩賦》之文又奚疑!”5這是在為柳宗元張目。劉勰在《文心雕龍·事類》中說:“賈誼《鵩賦》,始用《鹖冠》之說。”明確指出《鵩鳥賦》征引的來源。賈誼《鵩鳥賦》所引《鹖冠子》內容主要涉及《世兵》篇。據統計,二文有十幾處語句相同或相近。6其中“且夫天地為爐兮,造化為工;陰陽為炭兮,萬物為銅”一段,文字基本一樣。當然,這類“齊物”思想的共同源流都是《莊子》。
此外,賈誼的治國思想也深受《鹖冠子》影響。比如,賈誼主張明主要“情虛而靜,令名自命,令物自定,如鑒之應,如衡之稱”(《道術》)。在賈誼看來,明主的“清靜無為”不是什么也不做,是要選擇賢能的臣子,“令名自命”,這樣才能達到“無為而治”的目的。《鹖冠子》首篇“博選”提出:“君也者,端神明者也;神明者,以人為本也;人者,以賢圣為本也;賢圣者,以博選為本也。”凸顯了作者對選賢任能的重視。《道端》篇說:“是以先王置士也,舉賢用能,無阿于世。仁人居左,忠臣居前,義臣居后。”可以說,賈誼治國思想中體現出以“有為”達至“無為”的特征,與《鹖冠子》中體現出來戰國末期的道家思想有密切聯系。正是從賈誼開始,《鹖冠子》逐漸被文人接受,并對后世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《冠子》對古代文學的影響
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,道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文學影響深遠。一般來說,道家學說對文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:首先是對文藝思潮的推動,東晉玄言詩的誕生就和道家思想有千絲萬縷的聯系;其次,是對文學創作風格的影響。以漢賦為例,“在表現不遇之情的賦作中,則是老莊的人生態度與神仙思想影響了作品內容與風格的”7;最后,就是對文學作品題材的影響,這點在志怪小說里體現得尤為明顯。《鹖冠子》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,主要是在作品內容、風格及意象塑造等方面。
《文心雕龍·諸子》說:“鹖冠綿綿,亟發深言。”在劉勰看來,《鹖冠子》在語言上的特點是綿遠不絕,而在內容上的特色則是內蘊深刻,富于哲理。賈誼之后,《鹖冠子》被后世文學廣泛征引,李善注《文選》,引用了相當多的《鹖冠子》文本,如其在為陸機名篇《吊魏武帝文》“茍形聲之翳沒,雖音景其必藏”一句作注時,就引用了《鹖冠子》“景〔影〕則隨形,響則應聲也”。(《泰錄》)可見,陸機此文也受《鹖冠子》的影響。中唐文人獨孤及在《常州奏甘露降松樹表》一文中提到:“按《鹖冠子》云:‘圣王之德,上及太清,下及萬靈,則甘露下。’”用《鹖冠子》來佐證祥瑞事件。蘇軾在《東新橋》詩里說:“出沒如鳧鹥,似賣失船壺”,引用了“中流失船,一壺千金”的典故。這些都是對《鹖冠子》的直接引用。
如上所述,韓愈對《鹖冠子》是稱頌的,對于道教養生術也是身體力行,因此其文學作品受道家思想影響頗多。韓愈名篇《進學解》雖然提出要“觝排異端,攘斥佛老”,但其中有很多觀點都和《鹖冠子》里的思想有相同之處,8尤其是結語中的“大木為杗,細木為桷,欂櫨、侏儒,椳、闑、扂、楔,各得其宜”,與《鹖冠子·泰鴻》“毋易天生,毋散天樸”一樣,主張要尊重事物的自然本性。韓愈之后,歷代文人中也有人踵武前賢,創作了《鹖冠子》的讀后感,如清代詩人湯貽汾的《讀鹖冠子》:“君不見,巢許甘隱淪,鹖冠子隱而已;中河失船壺千金,韓公讀之徒傷心”(《琴隱園詩集》),這是對韓愈的呼應。也有從文風角度來解讀《鹖冠子》的,如明代文人羅明祖的《羅紋山全集》里載有《讀鹖冠子》,稱其“詞格巉峭,而旨意玄微,如對深山,道流穆然,不與人接一語”,從劉勰的“鹖冠綿綿”生發開來,指出其風格上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特征。
《鹖冠子》對文學的影響,還表現在為文學創作提供了“鹖冠子”這樣一個放達高蹈的隱士形象。杜甫是較早將“鹖冠子”引入詩歌的詩人,其《耳聾》詩曰:“生年鹖冠子,嘆世鹿皮翁。” 《小寒食舟中作》“佳辰強飲食獨寒,隱幾蕭條戴鹖冠”,表達的都是對隱士的向往。后世詩人沿著這樣的思路,繼續豐富“鹖冠子”與“鹖冠”的形象。元好問有詩《和林秋日感懷寄張丈御史二首》(其一):“南窗明暖無塵到,慚愧高人老鹖冠”,稱頌隱士高人。其他詩人,如元代詩人鄭元祐《六月六日初度有感》“晚來惟有墻頭月,依舊清輝照鹖冠”、明代詩人謝榛《離感篇示元燦元輝諸兒》“神明在天笑魑魅,時復清風吹鹖冠”、明代詩人何白《送金伯庚還四明》“獵獵長風吹鹖冠,城頭酒盡勸加餐”、清代詞人吳兆騫《贈滇令巴郡葉明德》“王烈自成遼處士,嚴遵元是蜀遺民。鹖冠送客風簾晚,濁酒看山雪磴春”等等,都是運用了“鹖冠子”“鹖冠”來指代隱士或者隱居生活。
綜上,自賈誼《鵩鳥賦》開始,《鹖冠子》逐漸進入文學視野,對歷代文人的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,尤其是中唐時期韓愈、柳宗元的集中關注,使得《鹖冠子》得到了集中整理和注釋。北宋學者陸佃作《鹖冠子注》,考訂傳世版本,是迄今所見《鹖冠子》篇目最全的傳本。其“望文生義”的注釋方法雖然受到不少詬病,但就其辨章學術的考辨對《鹖冠子》的流傳確實居功至偉。“鹖冠子”與“鹖冠”的形象是詩歌眾多意象中的一類,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形式,也成為中國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中重要的思想源泉。
 
(作者張華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14級博士)
 
注:
1.李學勤:《馬王堆帛書與〈鹖冠子〉》,《江漢考古》,1983年第2期。
2.(日)青木正兒:《中國文學思想史》,沈陽: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,第62頁。
3.孫昌武:《柳宗元評傳》,南京:南京大學出版社,1998年版,第320頁。
4.張松輝:《先秦兩漢道家與文學》,北京:東方出版社,2004年版,第87頁。
5.盧文弨:《抱經堂文集》卷十《書〈鹖冠子〉后》,北京:中華書局,1990年版,第144-145頁。
6.楊兆貴,《〈鹖冠子·世兵〉篇非抄襲賈誼〈鵩鳥賦〉辨》《中國文學研究》,2009年第3期。
7.尚學鋒:《道家思想與魏晉文學》,北京: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,第37頁。
8.張清華:《韓愈與〈鹖冠子〉》,《周口師范學院學報》,2009年第6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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